福柯所说的“话语就是权力”是几个意思?

米歇尔·福柯(法语:Michel Foucault,1926年10月15日—1984年6月25日),法国哲学家和思想史学家,作品:《规训与惩罚》、《疯癫与文明》,《性史》、《知识考古学》等



法国哲学家福柯的思想里面有两条重要内容:

1.话语即权力

2.权力无处不在

话语——给一类事物下定义,通过给一类事物下定义并让它成为普遍的社会共识,权力在其中就应运而生了。

(Discourse)话语决定了什么能被说、谁有资格说、哪些观点被接受、哪些被排斥。这体现了权力如何通过话语控制社会认知。

我们举三个例子:

其一:在特殊的年代,流行着一个观点:人越是穷,道德品质就越高,越是富,道德品质就越坏。这样一套话语体系被全社会接受,于是最穷苦的人最有发言权,他们的话最能被接受,而富人的话语权就被剥夺,他们的观点自然被排斥。富人被限制了说话的自由,本质上是被权力限制的。而这权力是通过给“穷人和富人下定义” 来实现的。在这套话语体系里,“穷人就是好,富人就是坏。” 你不能说话,你没有资格说话,这就是话语即权力。

其二:乔治.奥威尔在《动物庄园》中写到,动物领导者规定——凡是四腿  走路都是好的,凡是两条腿走路都是坏的。这里的意思是说,两条腿路的人是坏的,四条腿走路的动物是好的。于是,在《动物庄园》里,人的权力被剥夺了。因为通过这一条规定,庄园里面的动物都认可了这样一观点——人类没有了在这里的生存权利。尽管在实际上,动物庄园的领者比人类要坏。

其三:香港中文大学许子东教授说过一次他的经历。特殊年代,他小时候看见马路上有两派人在争论,一派人说这条路应该改名为“A”, 另一派人说这条路应该改名为 “B”, 年轻的许子东陷入了思考,觉得A也不错,B也还行,后来,他在《锵锵三人行》的节目里回忆,其实他的思考对这个事情毫无影响,因为没有人会听一个年轻人说些什么,即便他的想法也许很有道理,但是他没有话语权,他的观点不在人们的讨论范围之内。



从来没有哑巴皇帝

你有没有发现,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哑巴皇帝,在世界的历史上也没听说过哑巴皇帝。这是为什么呢?或者我们反过来问,哑巴能不能做皇帝?我想这很难。因为皇帝要通过嘴巴发号施令,如果他是一个哑巴的话,他的话语权就会落到其他人头上,从而被架空。

福柯认为,权力通过话语来实现。而并非单纯依赖于暴力。我们通过武力可以行使权力,但是在广泛的社会实践中,权力的实践往往不是通过武力,而是用一套话语体系来制造认同。达到“自我规训”的目的。

比如,某一个夜晚,路上没有一台车,周围也没有摄像头,也没有警察,我遇到了红灯。在这种情形下,我闯红灯无论如何也不会受到惩罚,也不会造成任何不良后果,但我依然选择停下来。这时,没有任何外力强迫我这样做。但这种“红灯停”的交通规则,深入我心,让我“自我规训”,并遵守交通规则。但假如我从未学习过这种规则呢?我可能红灯是什么的都不知道!我直接一脚油门就过去了。

这便是福柯认为的:

权力并不仅仅是通过压迫、禁止和威胁来发挥作用。假如权力仅仅以压迫为手段,以武力为后盾,人们会本能地反抗或逃离;实际上,权力还有一个生产性(productive)的方面,它塑造了我们的思想、欲望和行为,使得我们在内心深处接受甚至认同这些规范,从而“自愿”服从。

在我等红灯的例子里,这种生产性(productive)就是,我会因我这种“自觉的等红灯”而自我感觉良好,我会认为我真有素质!你看,我太有素质了,在无人管理的情况下,我居然还遵守规则!我简直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有素质的人!于是,我产生了我是一个有素质的人的美好感觉。这便是规则的生产性(productive)

那么,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我真有素质的感觉呢?这是因为,在常年累月的受教育中,我产生了这种思维。

我们从小在学校接受教育,学校不仅仅通过惩罚来维持纪律,更重要的是通过传授知识、塑造价值观、建立评价体系,使我们认同“勤奋”、“守纪律”等观念。当这种规范内化后,即使没有外在的惩罚,我们也会自觉地遵守学校规则。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学到规则,还逐渐认同和内化这些标准,认为守纪律、努力学习是理所当然、是值得追求的行为。

简言之,这就是学校给我们的一套“话语体系”,守规则的学生是好的,不守规则的学生是坏的。

问题是,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套话语体系

福柯在《疯癫与文明》中给出了回答:因为话语往往是和知识一起产生的。

再回到学校的例子中来,学校不仅制定规则,学校还传授知识。这两者交织在一起。从最庸俗的角度来说,掌握了知识,对你未来大有帮助,比如可以让你赚更多钱的,成为人上人。这便是:书中自有黄金屋。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,老师也给你树立规则。这就导致了知识和规则是无法分开的。老师在教授知识的过程中,还在传递一套“话语体系给你。其中的精妙在于——福柯认为,知识话语体系、和权力的关系,是紧密连接的,所谓“知识”不单单是纯粹的客观真理,而是权力运作的结果。在《疯癫与文明》,他提到,通过对疯癫的定义和治疗,社会机构如精神病院不仅传播知识,也施加权力,控制和规范那些被视为“异常”的个体。

这里会产生一个场景,社会机构和精神病院传播了关于“疯子”的知识,社会认可了“疯子”需要被治疗和控制的知识,于是一些看起来像疯子的人,就被抓入精神病院,被控制起来。社会上没有人会认为这样不妥,因为知识告诉他们“疯子需要被关起来并接受治疗”。疯癫的人被标签化、妖魔化,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对他们的排斥。但是谁可以被定义成疯子呢?在过去,同性恋就是疯子;一个女人受不了家暴,愤而反抗,也可能被视为疯子;一个女人多交了几个男朋友,还是被视为疯子;在信仰地球是宇宙中心的年代,如果你提出了“日心说”,那么你也被视为疯子。

他们全部要受到管制,因为他们是疯子。社会也认可这种管制。因为知识告诉他们,疯子就要被管制。这就是知识带来的“疯子”的话语体系和对“疯子”施加权力的过程。



话语就是权力,话语让人”自我规训”。话语和知识同时传授、同时产生。而人们又需要知识,因为知识可以给他们带来诸多好处。因此,学习知识的过程和接受话语的过程交织进行。于是权力不用通过暴力,而是通过话语Discoure),就可以施加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。所以福柯说:“没有知识,权力不可能行使,知识也不可能不产生权力。”

那么,人可以完全摆脱这种权力的控制吗?如果他本身就是制造这个话语的人呢?他能否摆脱这一切,获得随心所欲的自由?这个问题,我在下一篇文章中论述——

福柯的第二个观点:权力无处不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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