福柯：权力无所不在

权力无处不在——米歇尔·福柯（Michel Foucault）

（1926年10月15日—1984年6月25日）

  在我的上一篇文章中，我们谈到了福柯的“话语即权力”是什么意思：

“那么，人可以完全摆脱这种权力的控制吗？如果他本身就是制造这个话语的人呢？他能否摆脱这一切，获得随心所欲的自由？”

 

  对于这一问题，福柯的回答是不能，因为权力无处不在。任何一个人，不论其处于何种地位，都要受到权力无形的制约。换句话说，无论是谁，他都必将受到一套话语系统的影响，这套话语系统要不让他自我规训，要不他人利用这套话语系统对他进行规训。

最终，当一种话语变成话语霸权时，人们就会接受社会中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支配，并把这些视为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，这也使得他们接受自己在等级制度中所处的地位，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。

下层者受到话语的支配，上层者也不能幸免于此。即便这个人本身就是一种话语体系的缔造者，他依然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另外一种话语体系的限制。

福柯认为权力并不仅仅集中在政府或特定机构手中，而是遍布于社会的上中下各个层面，通过细致的管理和规训渗透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。自我规训不仅塑造了个体的行为，还深刻影响了个体的思维和自我认知。规训技术通过对个体的观察、记录、分类，使得个体逐渐内化这些规范，形成自我监控和自我规训。

下层者会自我规训，中层者会自我规训，上层者、权力最高者（如皇帝）也会自我规训。因为个体的行为和思维模式很大程度上是被社会结构所设定的。中国传统有“君君臣臣、父父子子” 的说法，大白话说就是皇帝要有皇帝的样子，父亲也要有父亲的样子，臣与子也是如此。皇帝对于大臣拥有生杀大权，可谓绝对权威。但皇帝也必须经过一系列的培训、教育，而后才能成为一个皇帝。

  在这里，存在着一种针对皇帝的话语体系。皇帝必须要顺着这一套话语体系来规范自身行为。否则，人们就不能认为他是一个好皇帝。皇帝从小被灌输诸如：“爱民如子、勤政爱民，尊敬祖先、普天之下皆为王土” 这样的观念。

  为了成为一个皇帝，他也不得不接受这一套话语体系，最终自我规训，使他的行为符合一个皇帝的样子。

按照传统的帝制要求，皇帝是不能有朋友的，每每皇帝起心动念要交朋友时，他就必须告诫自己，这很危险。这一过程就是皇帝的自我规训。这显然违背了人的真实本性，但是皇帝不得不这样做，因为他是皇帝，他受皇帝话语体系这种无形的权力制约。乃至于，按照帝制的话语体系，皇帝的性生活也不是完全自主的。比如，他不能对个别妃子有明显偏爱，而是必须雨露均沾，皇帝也自然不可能拥有真正的爱情，哪怕他内心充满渴望，因为这一切，有违他接受到的皇帝教育；会对他成为一个合格的皇帝这一目标造成阻碍。

明朝万历皇帝想将自己喜爱妃子所生的皇子立为太子，受到群臣的反对，因为按照祖制，选立太子，皇帝应该“立长”（皇长子），而不是“立爱”（喜爱的皇子）。

本来按照传统，应立长子朱常洛（后来的明光宗）为太子，但万历偏爱郑贵妃所生的三子朱常洵，希望让他继位。群臣反对的结果，让万历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抵抗方式——怠政。万历十五年，他拒绝上朝、拒绝批阅奏折，甚至以消极怠工的方式报复朝臣。他长期不理朝政，使得明朝的国家治理逐渐陷入混乱。他在立储问题上的斗争持续了二十多年，其结果是，在朝臣持续多年不懈的反对下，万历最终在1601年被迫正式册立朱常洛为太子。这意味着他最终屈服。他也因此毁掉了自己的执政威信，让明朝付出了巨大的政治代价。

皇帝拥有生杀大权。因为这个立储问题，导致好几位大臣被打死在朝堂之上。但万历皇帝终归不能如愿以偿——哪怕他是皇帝。

群臣敢抗击皇帝的威势，这并非由于制度设计中，他们有对皇帝的制约权，而是他们受到了一套话语的影响。这套话语告诉臣子，皇帝不能做出有违祖训的行为，当皇帝做出了荒唐事的时候，臣子应该“死谏”——这便是所谓的“武死战，文死谏”。这样做的臣子，才是一个合格的臣子。万历的爷爷们流传下来的明朝祖训、朝廷惯例，是他难以越过的高山。名义上和实际上万历皇帝都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，但他那已经化为白骨的列祖列宗们制定下来的话语体系，就如同幽灵皇帝一般，无处不在监视他的行为、绑缚他的手脚。

  费孝通在《乡土中国》中指出，乡土规矩不是法律，规矩是“习”出来的礼俗，从俗即从心。乡村社会更多依赖“礼治”而非“法治”，即通过习俗、道德规范和人情关系来维持社会秩序。乡民更多受到习惯的约束，而不是国家法律的强制。

  这种“礼治”在庙堂之上，对皇帝也一样生效。这里没有任何一种实际的、基于法制的第二权、第三权来约束皇帝（三权分立），但皇帝却不得不受限于“礼治”，这种礼，就是传统的约定俗成、就是圣言圣训，这就是福柯所讲的“话语”。

  于是我们看到，这种话语一旦形成，就在社会的每个角落发生作用。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说权力是无处不在的。哪怕这个人就是话语的制造者、权力的最高拥有者，他也不能幸免无处不在的权力压制。

因为在他制造新的话语和拥有权力之前，他早已被一套老的话语规训了。他也许可以突破很多限制，但他绝无可能完全推倒重来。

我们看到，实际上——皇帝，也是权力规训下的产物。

这，便是权力无处不在。

补充说明：

  这篇文章到上一段就完成了，但我忽然想到还需要一些补充说明——究竟为何，人们要接受这种话语体系，接受这种权力的规训呢？

我们提出一个问题：除了万历皇帝，历史上也有不少离经叛道或者雄才大略的皇帝，他们都不能完全推翻限制他们自身的话语体系吗？难道这些人也要接受权力的规训吗？

其实我在正文中已经说明，最有权势的人能突破很多限制，但是没法完全不受话语影响。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，我要说明的是——这是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，任何一个人都是从一无所知的婴儿长大成人的。他从婴儿长大成人的过程，就是接受话语规训的过程，他无法从根本上完全推倒他深处意识中的某些东西。费孝通在《乡土中国》里讲过，人需要吃东西，这是需求，需求也是天生的。但人喜欢吃什么，这就是欲望，欲望是后天习惯养成的。

长沙人喜欢吃臭豆腐，，成都人喜欢吃兔头，宁波人喜欢吃生腌。岳阳人喜欢吃烧烤，永州人喜欢吃血鸭，杭州人吃西湖醋鱼，安徽人吃臭鳜鱼。

这些都叫“欲望”，而不是需求。全都是一种习俗培养起来的欲望。拿长沙人举例，一个长沙人一旦养成了喜欢吃臭豆腐的习惯，他基本不可能在成年后改变这种口味，他出生在东京，他的脑子里就不会有这给味道，当然，他会对其他食物产生兴趣。

福柯认为，实际上话语限制了我们的感知，例如，在西欧语言中，关于颜色存在着广泛的术语，但在一些语言中，绿色和蓝色之间没有任何词汇，这不意味着说这种语言的人不能区分蓝色和绿色，而是这种区分在这种文化中没有特别意义。

上面的论述就解释了这一点——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不受话语的影响。我们无法从根本上完全推倒我们接受社会规训后，那种深处意识中的东西。

顺着这套逻辑，我们就能理解，到底究竟为何，人们要接受这种权力的制约呢？最最最根本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的“存在”，我们存在，我们要生存与发展。

在《规训与惩罚》中，福柯介绍了一种场景，被公开除以酷刑的死囚，往往口不择言，极尽一切可以侮辱他人的词汇，咒骂皇帝。这在平时，他是绝对不敢的，但为什么这个时候敢了？因为他马上就要不复存在了，这个社会的任何规训已经对他没有意义。

社会是存在的，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社会中，为了维护这种存在，所以每个人都必须自发的遵循一种规则。而只有受刑的死刑犯，在这一刻，任何社会规范对他不起作用。

所以，只有当一个人无限接近死亡时，他才无限接近摆脱一切规训。